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保护意识的缺乏，宝安的文物也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日前，宝安区文体旅游局对宝安的文物建筑现状与保护做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显示，宝安区文物建筑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亟需健全文物保护的管理制度，探索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之路。
文物数量多、密度大
宝安是孕育香港和深圳的母体，有1600多年的建县史。据考古发掘，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宝安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东晋咸和六年（331），析番禺县，设宝安县，所辖地区包括深圳、香港，东莞，中山等地。沧海桑田，历史变迁，现在的宝安区总面积约392平方公里，下辖新安、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石岩等6个街道办事处。
一千多年间，虽历经台风袭击、“迁海”破坏、战争摧残、迅速城市化等，但宝安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古迹。据统计，宝安区现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点达296处，其中文物建筑248处，数量列深圳各区之首，具体形态既有祠堂、家塾、民居、炮楼、庙宇、水井、塔阁等古建筑，也有民居、炮楼、粮仓、办公楼、厂房等近现代重要史迹。宝安不仅文物数量多，文物密度也大，达到0.755个/平方公里，而与之相邻的东莞市文物密度为0.24个/平方公里。
这些文物建筑分布于宝安的六个街道之内。经统计，六个街道当中以沙井街道最多，达到90处，新安街道的现存数量最少，仅存6处。“这主要与宝安区行政中心位于新安街道，城市化程度较高有关。而沙井街道数量最多，则反映了沙井历史上经济比较富庶，传统村落较密集。”宝安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8处古村落已有两处完全消失
文物建筑携带着大量信息，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如沙井街道的曾氏大宗祠以多进主体建筑加以牌坊、踏步、侧廊等形成一个等级明晰的递进空间，体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礼制文化；福永街道的凤凰古村麟圃家塾、协和家塾、拔茹书室、捷卿祖家祠等公共建筑位于前排的核心位置，村落民宅以横平竖直的巷道相隔排列于后部，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西乡街道的九围古村呈现出客家的排屋式布局，不仅具有艺术美感，还是宝安建造工艺、技艺方面的珍贵遗存。
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进程的加快，宝安的文物建筑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古村落为例，宝安区文体旅游局在调查中发现，2008年相关部门登记的宝安区的18处古村落已有两处完全消失，其他16处古村落中石岩街道的上排古村和水田古村已被列入拆除计划，古村将全部推平，“华丽转身”为现代商住小区。
宝安现有古村落无一例外其原生态的景观环境都遭到破坏。在传统农耕社会，古村落周边的山、水、田野、林木等，是村落生存状态的重要反映。但在宝安现存的个古村落当中，唯一周边环境仍相对保存较好的只有石岩街道的水田古村。就文物建筑现状保存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当地居民为了更高的土地回报，往往将宗祠、书室等所在地或周边更改为高楼，以便可以住入更多的人员。
探索文物保护与利用结合之路
当前，宝安正步入高速发展期，更多的传统建筑面临着被损坏的风险。专家建议，宝安应健全文物保护的管理制度，并探索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之路。
“文物保护需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从上至下的、高效的文物管理体制，首先就要通过经常性的反复的普查，建立并不断完善文物建筑的名录。”有关专家表示，“我们经常发现很多文物保护建筑没有标志碑说明，而住在周边的居民亦没有得到必要的告知，村民对于这些文物建筑存在和需要保护毫无概念，因此文物管理部门应当要加强文物的安全防范措施，把对文物建筑进行经常性的观察和监视放在第一位，及早发现和排除一切可能导致文物建筑受损或破坏的隐患。”
该专家还表示，在建立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有效地实现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物建筑的原有功能的同时，可以将一些文物建筑适当改造，开辟为博物馆、纪念馆等使用，“在这一方面，宝安区文化部门已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岗街道燕川村是个文物建筑与革命历史均丰富的村落，有素白陈公祠、陈氏宗祠等多间祠堂，1928年2月23日中共宝安县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就在素白陈公祠召开，现已成为深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对于成片文物建筑的保护，专家建议可适度地保护性开发，如开发成旅游景点、旅舍、饭店，出租作为艺术村、画家村、电影拍摄场景或引入文化产业等，获得新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