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式文化主题节目走红，热议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开始回味过往电视荧屏中的同类型经典。近日，《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故宫古书画修复第二代传承人徐建华来济讲座，令这部于2016年初在央视露面、同年底重新剪辑成为同名电影的热播纪录片再度引发大众兴趣。讲座中，在故宫一待就是42个年头的徐建华，以娓娓道来的方式，为读者再现了纪录片外，大殿门口那条狭长安静、红墙高起的甬道，以及他那仍然继续的修复路。
传承，洗尽铅华的工匠精神
多数人初识徐建华，都是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第三集里，一口京腔，面容微腴、头发花白，格子上衣外面套了一件旧衬衫，唰唰唰地往画上洒水，嘴里叮嘱着动作要领……作为故宫文物修复裱画科里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修复师，不少观众好奇他是怎么走上了这个外人看起来神秘色彩浓郁的道路，又是怎么一坚持就是40余年。对此，徐建华没有直说，却讲起了“故事”。
1974年，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徐建华只有23岁，成为主持修复《清明上河图》的“苏裱”名家杨文彬的徒弟。对于师傅的最初印象，徐建华这样说：“修复的过程，他连着好几天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这样的记忆，也让他第一次隐约感受到了这一行的不易。
借由徐建华的回忆，不难发现，彼时的师徒并不像现如今印象里老师与学生的简单关系。那个时候，徒弟要做的远不止学习技艺这一件事，还沿袭着不少旧社会的规矩——既要懂得礼数，也要会基本的技能。“每天早上，不管师傅来不来，我都先把刀子磨好，工具准备齐;再把水给他沏上，师傅进门我就得给他开门……不然，师傅就会说 你这孩子太懒 ,其实都是在考察我呢。”徐建华笑言。
当然，考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手头功夫上。杨文彬擅长的“苏裱”是装裱派别中的一种，细腻淡雅，修旧如旧。在清代，皇帝偏好这种装裱方式，所以，即便是初到故宫的时间里，徐建华跟随师傅接触到的也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其中，比起画周的装潢，画心是重中之重。“师傅让我脱纸，从高丽纸到宣纸最后到连丝纸，连丝纸是竹子做的，没有一点拉力，我一脱，坏了，师傅过来责怪，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他拿着刷子刷点水，把纸弄平，再刷糨子，好了！”回想起初学艺的经历，讲座中60多岁的徐建华依然略显激动。
就这样，徐建华从师傅那儿习得了各个朝代用纸特点和选纸方法，学会了各种装裱格式，托绫子、打糨子、做立轴、做册页。1977年修复《游春图》时，他已经能够作为主修杨文彬独当一面的助手了。徐建华回忆，当时，历经千年光阴的《游春图》绢帛早已失色，对胶的要求高，仅上胶固色便前后刷了3遍;至于画心背后露出的上千个“补条”，更是“一不小心 小人 的鼻子眼睛就没有了，所以揭一半补一半，涂上糨子，把它贴回去，再贴另一半。修补完算了算，一共用去七百多份纸条。”
至此，徐建华才说起了自己上电视“露脸”的原因：“《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但很多人看到的是寂寞。的确，我做这档节目，就是为让年轻一代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从后台走到前台，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寂寞，其实就是工匠精神，就是传承。”
除了工夫，这更是个技术活
大众对于《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关注除了因纪录片中所涉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神秘的修复过程也是吸引目光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华也以《五牛图》的修复为例，言简意赅地讲述了古画修复的精髓。
“修文物由两部分人参加，一部分是专业的修复人士，还有就是在书画界很有名望的专家，他们来制定我们的修复原则。通常，老先生们负责对修复方案把关，明确哪种方式对文物损害比较小。同时，修复方案里还要涉及后期保管，两个部分合到一起，这样方案才更科学。”此外，徐建华还介绍称，在正式的修复施工之前，文物修复人员多会对将要修复的纸张、手卷等做实验：“《五牛图》 是在香港买回来的，买到时破损的就特别严重，一头牛身上最多的洞有15个，少的也有4个，画周围的破洞甚至有80多个。所以修复的时候，我们请了专门的老师来测试纸张成分，包括纸张的耐磨度和拉力，避免修复过程中的二次损伤。”
至于那些破损缺失的残卷，可谓是古画修复过程中最繁琐的部分，它不仅对修复人员的装裱技术要求极高，更是对大家“接笔”能力的最大考验。“在故宫（书画修复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负责书画装裱，一部分负责临摹。临摹需要做的便是遇到画面大面积缺失时去接笔。”“接笔”自然不能随着心意胡乱接，徐建华说：“书画传世文物要全色和接笔，但面对书法来说全色最好不接笔，至于出土文物，则是既不接笔也不全色。以古画为例，裱画的修复人员先把底子做好，颜色掺好，接笔的人则得找出原画的依据，继而作为自己接笔的依据。比如《清明上河图》，宋代、明代、清代以及现代，很多人都描摹过，最终我们选择了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版本作为接笔依据。”
徐建华还透露，如今故宫文物修复已不像其刚入行时单一的师傅带徒弟这一种形式了，随着需要修缮文物的逐渐增多和科技进步，如今还延伸出了“博物医院”：“2014年，故宫靠近西城墙的地方新盖了个文物修复医院，其中分化成为六个区，新文物送到这里先消毒再保护，随后，如瓷器、木器、青铜器、丝织品等还得进行科学分析。此外，还有专门的书画装裱修复区、修理漆器、胡弦和硬木家具的综合区等。”
如今，故宫的文物修复人员较之早先也有很大的发展，已由起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一百多人。“有了大量的年轻同志，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基本也能退休了。”徐建华调侃道。
修复难，保护才更显珍贵
在故宫的40余年中，徐建华的修复作品繁多：展子虔的《游春图》、韩滉的《五牛图》、文征明的泥金《兰亭修契图》、赵孟頫的《百马图》、文彭的草书《千字文》、林良的《雪景双雉图》、解缙的《七方诗》、马和之的《唐风图》、张桂珪的《神龟图》、王原祁的《晴山叠翠》等几十件珍贵文物。修复期间，遇到的困难自不在少数。
而修补原材料缺失已经成为修复工作者最大的困扰。“比如2003年发现的4个神龛，”徐建华回忆道，“正面雕着双龙，四周嵌满蝙蝠和牡丹，但是拆装的时候工人不小心把神龛打碎了，里面的卷轴掉在地上破损很严重，后来它们被送到故宫修复。那是四份清代诰命书，是光绪皇帝亲自颁发给江阴官员的文书，其中一份原长240厘米、宽30厘米的画绢《章润华之父母诰命》只剩下巴掌大的残片。但老年间的纸绢已被定性为文物不能用，又买不到适合的新材料，只能改造现有的补绢，把绢丝从补绢上一点一点抽调变稀变薄，反复比对，尽量达到和原绢最大程度的相似效果……”
类似的难题还有不少，比如历史依据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少、再比如由于保管不当造成的手卷裂口。
谈到古书画保存，一直娓娓道来的徐建华一下严肃了起来。的确，收藏在民间的古代书画不在少数，但并非每一位收藏者都懂得科学的保存方法。以轴头为例，徐建华介绍称，“轴头，凡是打蜡的都是北方的，南方的都是擦漆，因为打蜡的（轴头）到了南方会长白霉，时间长了里面的蜡也会长霉; 还有特别不易保存的就是册页，宋装册页一般是用纸，纸的册页粘的比较牢，但到了明代，就成了绢、丝织品，清代又出现了绫子、花绫，这些在保存的时候都要格外注意……”
好在，如今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就像徐建华调侃的那样，“我早晚有干不动的那一天，到时候就真得退休了。”但随着加入到文物修复队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那份“身上这点手艺，能够更久远地传承下去”的希望一定也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