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当利润达到300%，他们（资本家）就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这话说得或许极端，但并非全无道理。想想看，对于开发商来讲，50万元罚款，毛毛雨啊。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在2013年修订过，但显然仍然没有把罚款的问题重视起来。而基于这个处罚的一个个判例反而给某些开发商提供了借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只能是换一种“借鉴”方式，让判例变成“前车之鉴”。

　　让我们回到福特事件，看看美国的陪审团是怎么判的。原告律师提出的赔偿金额是1亿美元，理由很简单，你福特公司不是省了差不多一亿吗？我们就让你把这笔钱吐出来。而被激怒的陪审团，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2500万美元。这笔钱，被称作惩罚性赔偿。在事关美国产品责任的案件里，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特殊的赔偿方式。它的目的不在于对原告方的补偿，而在于对违法者的惩罚。带有惩罚性赔偿的案子在美国都很轰动，但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它对于商家的震慑性太强了。

　　惩罚性赔偿的特点就在于灵活机动，它并没有设定具体的处罚金额，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确定，这既保障了法律的罪罚相当原则，又避免了由于案子的轻重大小不同而让法律条文难以适应。也许有人会说，惩罚性赔偿是不是灵活性太大，导致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其实我们是可以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赔偿金额定为违法者的违法收益甚至是其倍数。这在《食品安全法》上就已经进行了类似的修订，比如假一赔十。那么文物无价啊，怎么计算，文物无价，但拆除者的收益有价啊，可以估算开发商的收益并加以处罚。我想这样的成本，会让后来者加以“借鉴”的。

　　前些日子看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里面讲体育评论员黄健翔的一起案子。黄健翔在美国的住宅，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借给了电视台录制节目，黄健翔问高晓松怎么办，高晓松说你发财的机会到了，在美国曾经的判例中，类似的情况赔偿金超过了1000万美元。这也是所谓的惩罚性赔偿。用高晓松的话来讲，赔多少钱，不在于能否弥补被侵害者的损失，而在于能否让违法者记住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