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42年，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开放的商埠达24处。这些商埠有的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准许外国人租地盖房，建造洋行、栈房，进行商业贸易；有的开辟租界，外国人攫取了领事裁判、土地承租、行政管理、关税、传教、驻军等特权。在租界展开商业、外贸、金融、工业、运输业、房地产业和市政建设等活动，租界充当了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据点，也成了中国国土上的西方文化“飞地”，在客观上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到70年代继续开办了一批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中国私营资本也在1872－1894年间创办了一百多个近代企业，商业资本由于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出口贸易的兴起，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的渗人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帝王官殿、苑囿的建筑历史。颐和园的重建和河北最后几座皇陵的修建，成了封建皇家建造的最后一批工程。中国古代的木构架建筑体系，在官工系统中终止了活动，而在民间建筑中仍然在不间断地延续。由于本时期新疆、东北农业的开展，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徙，以及甘肃、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民族间、地域间的本土建筑交流。

本时期城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通商口岸，一些租界和外国人居留地形成了新城区。这些新城区内出现了早期的外国领事馆、工部局、洋行、银行、商店、工厂、仓库、教堂、饭店、俱乐部和洋房住宅。这些殖民输入的建筑以及散布于城乡各地的教会建筑是本时期新建筑活动的主要构成。它们大体上是一二层楼的砖木混合结构，外观多为“殖民地式”或欧洲古典式的风貌。在此之前，由于封建政权实行闭关政策，阻挡了西方建筑文化进入中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外国传教士来华建立教堂，对外贸易机构在广州设立“十三夷馆，，和长春园内建筑的一组西洋楼，中国本土基本上没有触及西方建筑。出现于本时期的这批外来势力输入的西方建筑和中国洋务工业、私营工业主动引入的西式厂屋，就成了中国本土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近代建筑。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建筑转型的初始面貌。

总的说来，本时期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早期阶段，新建筑无论在类型上、数量上、规模上都十分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建筑开始突破封闭状态，迈开了现代转型的初始步伐，通过西方近代建筑的被动输入和主动引进，酝酿着近代中国新建筑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