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风潮下，一场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开展。两代人共同承担起这一重任：清末民初的政坛元老朱启钤——数年前还高居北洋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从事新政建设，他从自身开创现代市政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经历中关注到古建筑问题，又因发现《营造法式》的契机，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这两位杰出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学社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朱启钤放弃了宦途生涯，梁、刘也暂别大学教职和开创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他们全身心地建设起这个紧密而高效的小团队，自筹资源、自订规划，以私人社团的名义开展了古建筑调查研究。

从1932年学社工作全面开展至抗日爆发前的五年内，学社成员走过中国上百个县市，寻访近千处古代建筑，对它们第一次做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与研究，其中许多建筑的意义是首次被认识，例如明确了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证。

抗战爆发后，学社辗转流离，克服艰辛继续学术工作，因地制宜在我国西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古建筑调查。

无论因其现实价值还是浪漫想象，营造学社的工作在今天为人们津津乐道，在当时却是十足的冷门。这几位先行者大胆将自己的才华“赌注”在尚无人问津的古建筑研究上，恰逢天时地利，他们获得了空前的回报：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谱系首次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营造学社的成功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特例，个人天才与团队协作达成了精妙的平衡，研究过程则结合了细致入微的案头规划与田野考察中的大胆冒险和不期而遇，最终得以在知识的空白地全速开进。

九十年后回看他们的工作，今天的建筑史学者们仍能感到震撼与共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畅教授告诉本刊，每当他去调查一处古建筑都会尝试找出营造学社当年的图纸、报告，然后发现自己最想了解的那个数据，就清晰地标注在泛黄的纸张之上。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垚教授则说，阅读学社先辈留下的对一处处古建筑的研究总感到自己甚至那些建筑的幸运，它们得以在尚未消失之际被“超过国际水平的最优美的图纸并以最古雅的汉语文风”所描绘。

那是一个学术大发现的年代。经历了清末民初和新文化运动的观念震荡，中国知识界在三十年代进入更细致的学术建设工作——如同松土播种后，一颗颗果实开始结出。与学社工作差不多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就投身于另一新兴学科考古学，参与主持殷墟遗址发掘，确立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

对地上与地下遗产的寻找，都是要在其中发现中国，回答我们是谁、确立自己在世界文明中位置的大问题。不同在于，甲骨文等地下材料是首次出土，那些无言的地上建筑则早已矗立千年——无论寺、塔、桥、院，多数都在不同朝代中一直被使用乃至翻修维护，但只停留于实用层面，营造学社对它们的“重新发现”才激活其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