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对水利工程管理的需求产生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选择木材这种植物性材料作为结构的基本用材不但切合于中国这一农业国的观念，也较好地、较快地满足了大一统政权对营建活动作为现世需求的器用性要求。中国木结构以至整个建筑体系的技术与艺术成就都是在这一历史选择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发端于礼乐传统的华夏美学同样充满着实践理性精神，与欧洲古典美学相比，缺少狂欢与情感奔泄，是非酒神文化，它既注重感情的表达，也注重感情的节制。在中国的美学构架中，“真”是从属于“善”的，虽然庄子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以及“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的观点。

即使孔子也表示“述而不作”，即忠实陈述而不添枝加叶，但在儒道互补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用世的仍是维持既有秩序的“礼”的准则，并以此准则为善的标准。孔子对韶乐的赞叹“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观点使得“尽善才能尽美”成了数千年的审美定势，使得真隐藏于善之后，建筑亦如此，“夫宅者，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即使是皇宫，也要注重“天子以四海为宅者，非壮丽无以重威”。

中国古建筑

善与真，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表现在建筑过程内部的矛盾上。善，合目的性反映在建筑的设计需要便于合理与快速的施工。如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所说的，营建之要务是依规矩准绳操作，即处理复杂木构结构问题时，要先注重研究木作施工的规则。

“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即以规定圆，以曲尺定方角，以悬垂定垂直线，以水平器定水平线，遵循施工规则，处理一切木构问题，方能称善。真与合规律性则要求营造活动要去除淫巧之俗，提倡节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以看得出，在中国建筑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善与真是密不可分的。游离于善与真之外的形式美从来没有构成过独立的范畴。

形式美在中国建筑中的特色有三：

其一，它从属于中国的礼的秩序要求，如色彩一经纳入等级制度，黄色成为皇家与宗教建筑专用，百姓只好放弃。佛光寺东大殿各间立面比例接近正方形，但受不中不尊的观念影响，明间却略略加宽。

其二，它遵循实践理性原则，以能体验到为归宿，如同”过白“一样，对于那些重要的建筑，对于可能驻足观赏到全貌的重要建筑，比例才被推敲，并经受实践的调整。而在大量的院落空间中，因为遮挡，也因为中国特有的屋顶的影响，立面比例的意义削弱了。

其三，含蓄性与模糊性，建筑立面与屋顶一起形成的轮廓线的。形式美对中国人更有意义，重要建筑之所以取庑殿顶，是因为它本身虽不构成肯.定图形，但屋脊线的延线指向苍穹不仅合中国文化之意，且按完形理论，它已构成等腰或等边三角形。歇山顶之所以被广泛采用，不但因其较庑殿顶结构简单，且一经透视，会产生庑殿顶天际线的类似效果，又由于人的运动，或者说由于中国建筑具有的四度空间特点，只要求比例接近需求即可，因为与追求绝对比例关系而不顾结构合理相比，符合施工等制度要更合理易行。也显示了善较形式美更重要这一华夏美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