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康熙君臣心目当中的江南士民，一举一动都不免是与反清复明运动有关联的动向，康熙所关注的也是曹寅、李煦所极力搜求的。

搜求反清复明的情报只是消极的一面，也可以说是曹寅、李煦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按月呈报江南各地晴雨录及米麦棉丝收成情形，并将由京发下的御稻推广、种播于江南一带。康熙以为，风调雨顺，收成丰足，人民安居乐业，就不会引起故国之思而造反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月初一，曹寅奏折云：“臣到江宁，访问有自浙江、苏州来者，俱云百姓安堵如常，米价亦不昂贵，无不知皇上为百姓忧水旱，为百姓诛盗寇，宸衷焦劳，恩泽叠沛，尽皆感激。沦肌浃髓；臣随云：汝等受皇上如此之恩，知皇上如此为汝等焦劳，何以不踊跃争上钱粮谨守法度？前年山东饥民感激皇恩云：宁饿死不作贼，去年之旱未甚于之前，汝等何以谣言纷扰，不尊法度？内外不安？汝等如此报答，可谓极尽忠孝矣！所有苏浙之人尽皆愧侮无语。”

在曹寅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的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可以对各地实情“明察秋毫”。

康熙对曹寅、李煦的恩宠最令曹家、李家人感激的应该是曹寅生病以及死后的一段情况了。据档案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夏，曹寅偶感风寒，因误服人参，旋复发疥，致卧床两月，康熙闻讯即令其服用地黄汤，痊愈后再服地黄丸，曹寅具折谢恩，朱批折后云：“知道了，唯疥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麻风症，除海水之外，千万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苔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由此可见，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家人父子一般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夏，曹寅又病疟，百医无效，乃请颁圣药，据李煦奏折云：“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朱批：“你奏的好，近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疾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纳专治疟疾，用二钱未酒调服，若轻了一些，再吃一服，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瞩万瞩。”这里，康熙俨然是一位宫中太医了。金鸡纳霜药片，至今仍为治疟良药，但在当时却为初传入中国仅供皇室应用的特效药。而康熙不惜以之赐曹寅，并限驿马9日内自京赶到扬州，真是异常的宠眷，还没有他例可以比拟。这种事情在曹家必是永志不忘，津津乐道的。